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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霏霏，啄泥的春燕是否叩响你的门楣，踩着我无尽的思念，传递世事的泥泞与沧桑”2006年9月10日，我在自己的红字小笺上工整地写上这段文字，聊以悼念我的恩师——周凤鸣。
每一个教师节，我总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心情无端地空落与惆怅，总想写点什么，笔端却沉重地喘息、凝噎，无法成文。
199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师逝去的噩耗，年过花甲的周老师死于肝癌，当我得知时，已经与他诀别。
对于周老师生前的病痛，我一无所知。直到后来我看到周忆姐姐（周老师的女儿）的几篇专题访谈录，才知晓一二。
她这样描述弥留之际的父亲：“最后的时间我回去看他，已经无力回天了。我去见他，他在一个墙皮削落的病房中，整个人都缩成了一团，他脸上的黄疸也在扩散，他的舌头也已经在烂，我看了几乎要崩溃我无法救他，只能看着他走，他看到我流泪，示意叫我过去，他抱着我，他的拥抱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忘，他像在抓一棵救命稻草”看完，我的眼泪奔涌而出。
周忆姐姐说她心里永远装着一个“书生”父亲。父亲治学严谨，为人热情，短短的几个字也正是我对周老师的概括。
最后一次见周老师应该是在1995年的一个周末。
那一天，我从学校径直赶到周老师家。轻轻敲门，师母周之娜老师开门见我，高兴得眉目都有拧成了一个疙瘩，赶忙往里喊：“老周，你看谁来啦？”周老师急急忙忙从书房出来，看见我也分外高兴。师母拉我在一旁坐下，嘘寒问暖，相比较师母的爽朗健谈，周老师显得有些内向，他是那种严谨的文人，所有的深刻都跃然在纸上。
一会儿，到了午饭时间，周老师热情地邀我吃饭。他给我盛饭，拿筷子，转身又去厨房揣来他亲手做的炒蛋放在我面前：“吃，惠芳，只是个便饭，这个是老师专门为你做的。”我有些受宠若惊。周老师一边吃一边看着我，那种深刻的慈爱之情霎那间触碰了我，在内心最柔软处久久震荡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一次却成了我和周老师的永别！
最后第二次见周老师是在德清一中高考考场的门口。
1994年7月7日，骄阳似火。
我从考场内走出，无精打采，因为第一场语文考试就打了败仗，昏昏沉沉地没有分配好时间，作文在短时间内仓促收笔，大头小尾，心情真是糟透了！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周老师！我当时的冲动，只是想哭。70高龄的周老师在烈日下不停地挥汗，大滴大滴的汗顺着花白的两鬓流下。“惠芳，还好吧？我问过了，这次考的是记叙文，你应该是得心应手的。”我不忍让他失望，咧咧嘴朝他笑周老师笑了，很舒心的样子，我的眼圈突然红了，急急地与他挥手道别。
高考放榜的第一天，周老师打电话给我报喜，但最终还是批评了我：你的长项——语文没考好啊！我很内疚，有些无言以对。
人生有很多的十字路口，如果每个路口的抉择都是一次重生，那么周老师就是那个让我重生的人。
遇见周老师是在1993年。在经历了黑色七月之后，我走进了周老师创办的
“文苑”高复班，走进了他的课堂。
周老师是大学副教授，教古典文学。记得在第一堂语文课上，他介绍了自己，自我解嘲地把“副”字说得重重的，还刻意在黑板上写上“professor”写得非常流利，这让我突然对他心生几分敬佩。
我清楚地记得，周老师讲解饮酒那首诗时神情，他特别喜欢陶渊明那种心静致远的超脱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以及那种对世俗的嫉恨与偏执。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其中的原由在于他年轻时的那段坎坷的人生经历。
他出生在建德的一个雇农家庭，十一二岁就离开了家，去县城很远的地方念私塾，后来上了徽州师范学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周老师被关过牛棚，做过苦力，那是因为他喜欢在一些不恰当的时候讲一些真话。
周老师不拘言笑，但他非常喜欢我。我长得娇小，座位紧挨着讲台，也许由于距离的原因，对于课文的理解，我们总有那种默契的交流。在我的作文本上，有的是周老师无数的圈圈点点的批改和细致的评语，他的评语从不停留在文字逗点上，更多涉及的是谋篇布局。修改后的作文，周老师总是让我在课堂上朗读，他往往会因为我精确地应用一个词语或一段诗句而欣喜无比。他让我感觉：他传递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一种力量。
周老师一再地给予我鼓励，肯定我在文字上的天赋。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他讲过的话：“我们的芳是小才女，我要告诉你：无论今后你选择了什么，千万不要放下手中的笔！”为了这句话，为了这个没有实现的梦，我一直都在愧疚，一直都在自己的路上停停走走。
而今，周老师走了，在那个秋天，走过了四季，走完了人生。我们的成长与他的逝去有着如此鲜明的此消彼长的对照，像是每个季节的接力与一次次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