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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于垂问，以我狭念妄作讨伐。”
“凡此诸罪，入死应当。殿下宗家至亲，分陕重臣，行台节钺所设，所杀正是卑职这种偏执贪妄、不以匡正为功、唯以攀诬为能的孽臣！大罪愚心自知，惟乞白纸一幅，留状于此，甘心入刑！”
将心中这份真实感受讲出来，哪怕对裴守真这种自觉垂死之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难堪的事情。他敢于为此事迹，心中自有一份忠烈、道义的信念鼓舞着自己，要让他自我瓦解这一份信念，看清楚心中那一点偏执，并将之剖析出来，无异于是对自我一次彻底的否定。
所以讲完这一番话后，裴守真已经是泪流满面，自有一份悔恨痛悟。
他这一番行为，就是用所谓皇命所使的大义去包藏自己的私心。如今朝廷中弥漫着一股氛围，对陕西道大行台警惕、对雍王警惕，认为行台霸府本就是不合章制的存在，是一个割据关西的毒瘤。认为雍王骄狂难制，身受如此浩荡皇恩，竟还不能对皇命言听计从，不臣之心已是昭然。
这样一种思路所营造出的氛围，自然让一些心存忠烈、恪守道义的臣员从内心里对雍王、对行台有一种反感与敌视，此前的裴守真，正属此列。
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裴守真天然认为雍王截留陕西贡赋，就是为了蓄粮养兵，营造私己的势力，以期有一日悍然东归，以武力问鼎大位。
所以裴守真敢于犯颜强谏，认为自己即便因此身死，不失名臣气节。
然而这样的思路，首先是否定了雍王对大唐社稷实实在在的功勋，其次是夸大了朝廷的博大。
行台的设立本就是朝廷在无力西顾的情况下设立起来，甚至到目前为止，朝廷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经略边务的计划方阵。
朝士们在行台抵御绝大多数外寇所营造的和平氛围之内，放胆阔言与民休息，将雍王与行台树立成一个穷兵黩武、逐功虐民的反面例子。将雍王所有抗御边敌的行为，都视为其人巩固权势的私计。
裴守真此前也不觉得这思路有什么问题，可是当看到行台真正的机枢秘务时，才深刻了解到陕西道大行台究竟在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听完裴守真这一番对自我的剖析，李元素也忍不住感慨道：“雍王殿下领掌行台以来，凡所经历，无愧镇国之誉。关西所以无事，行台上下岂是悠闲享受？陕西道诸州，民疲久积，行台播治以来，民力才有所善养，有所善用。朝廷只以书令训问、谴责，此态确是有失公允。
我等行台诸员，景从殿下身后，军务、民务，竟日劳碌，的确不如都畿诸公竟日有闲、专注言论。但使陕西政治井然，王教不荒，所事便不称虚无。裴丞能有此悟，让人不失欣慰。”
最后这句话，李元素是说给雍王殿下听，也算是为裴守真稍作求情。
李潼听到这里，脸色也有所缓和。裴守真这一番言行，的确是搞得他很恼火，但也不至于直接就杀了对方，而且他还打算借此事一劳永逸的解决陕西道贡赋上缴与否的问题。
当然，究竟要不要杀裴守真，还要看对方的悟性、秉性如何。所以连作诛心之问，让裴守真做自我检讨，现在听来，这一番检讨也的确可称深刻。
当然，他示给裴守真的度支计簿自然不是行台全部，只是跟陕西道租调有关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行台还有其他的进项，比如飞钱的抽利、陇西榷场的所得，以及河东、山南的一些走私，还有并州的苏味道盐铁输给。
跟这些进项相比，陕西道诸州租调贡赋在行台财政收入当中所占比例反而不高，但却胜在稳定。特别随着行台扩户、垦荒等各项工作的展开深入，这一部分进项也在快速攀升。
同样的，他在西行之前将神都府库几乎掏空所获得的起步资金，也并没有记录在这度支计簿中。当然，李潼也不是拿钱不办事，相同投入下，他所做的这些事，换了任何一个人都未必能比他做的更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李潼叹息一声，再从席中站了起来，解下身上锦袍，披在裴守真身上，并将之扶了起来：“守真一命，诚不足惜。但行台群僚，错从于我，得此一二公允之言，却是弥足珍贵。生人所重，生死之外，名利而已。但能为我行台用事之众稍作正名，些许戾气，且付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