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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作者在此又继续发挥他对历史断章取义的本领,他完全无视待百姓条例的颁布和东王杨秀清委翼王石达开出镇安庆,开府易制,寻找可行的农工商政策之间只隔了极短时间的事实。而石达开在安庆施行承认土地私有,减轻赋税,鼓励商贸的政策仅数月后,东王即以此新政可行,与北翼二王联名上奏天王,经请旨后将安庆易制成果全面推广。太平军定都后从空想回到脚踏实地只花了数月时间,比起大锅饭一吃几十年的政策,实事求是多了。

    七、“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对于儒家经典,则禁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太平军究竟有没有“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我在前文已经用事实驳斥了。

    至于太平天国是否”自金田起义以后”就到处焚毁学宫,以及是否“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且看下列事实:

    以下资料整理自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太平军毁学官,焚木主,荡尽儒家诗书经典,并形成一种普遍看法,就是太平天国自起义后一直在捣毁孔庙,批判儒学,烧毁经典,反对孔子,但这并非事实。

    1。从酝酿到发动起义,洪秀全虽然宣扬上帝,并没有彻底否定孔子或儒家思想,相反还多次在重要文书(如太平诏书)中引用儒将典籍或有颂扬孔子的内容

    例如被视为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的思想基础的最著名的“原道三篇”

    原道救世歌:“周文孔丘身能正,蛇降灵魂在帝旁”“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

    原道救世歌:全文征引礼运大同篇阐述对理想社会的设想。

    2。太平军在攻克武昌前,基本没有反孔行动,以对待孔庙的态度而言

    在永安前,太平军根本无机会接近孔庙

    在永安,的确有毁及文庙和关帝庙,但是,据钟文典先生的分析,这是出于驻军的需要,而不是针对孔子,因为,第一,太平军在永安仍然允许百姓设立私塾,教授四书五经。第二,太平军一向视封建衙叔监狱为“妖庙”在宗教上对其憎恶一向超过孔庙,但这些场所都没有被捣毁,也从侧面证明太平军在永安损及孔庙见得是其出于宗教目的而反孔反儒。

    此后进兵全州,兴安,均无毁孔庙的记录。

    现在说到湖南,太平军在该省攻占城池较多,而且这是曾国藩老家所在。钟文典先生逐个分析了太平军在道州,永明县,江华县,桂阳县,彬州,永兴县,安仁县,茶陵州,攸县,醴陵县,长沙县,宁乡县,益阳县,岳阳县,嘉禾县的表现,

    第一除嘉禾县外,在这些地方庙宇被毁的记录中,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财神殿等都曾经有过被毁的记录(因为太平天国斥其为邪神),但独无毁坏“文庙”“学宫“的记录。

    第二唯一有记录文庙被毁的嘉禾县志,同书中明确记载了毁坏者是土匪,而不是洪秀全等率领的太平军。(同段文章中被称为“西匪”)

    第三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振振有辞地说太平军入湘时焚烧彬州学宫,毁坏孔子木主,借此证明太平军反孔反儒,号召天下读书人“卫道”但是

    (1)如上所数,太平军在湖南各地所毁神庙的对象中,都不包括文庙,这应该可以显示出其对孔子和文庙的态度,何以独毁彬州之庙?

    (2)宾州直隶州乡土志中队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适粤贼犯彬,毁于兵”请注意“毁于兵”也可能是毁于兵勇,也可能是毁于战火,未必并不代表是毁于太平军,更不代表是太平军故意毁坏的。何况在清人之地方志中,太平军通常是被成为“贼”或“匪”的。地方志完成在讨粤匪檄之后,却没有延用其说法直指学宫是毁于太平军的。

    (3)事实上,战火中发生一些建筑毁坏是很常见的,如同样在湖南,太平军攻打长沙时,长沙的学宫是被清军毁掉的,他们在那里屯兵,作灶,甚至放牛马践踏(重修长沙府学纪略)

    另外,在其它著作如粤匪犯湖南纪略楚寇纪略湘军志湘军记中,记载太平军在入湘时,都曾强加给它*掳掠烧杀等不实罪名,但却少见焚毁学宫或有辱孔子的记载,如粤匪犯湖南纪略中说

    “洪秀全颇知文墨,所造天条又以敬天父为第一要义。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

    以上种种,均说明太平军直到湖南为止,主观并无明显的反孔意图(特地把孔圣“不加毁灭”),行动上也无反孔表现。曾国藩指责太平军在湖南毁学宫,焚木主,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对于其行为或动机进行诬蔑或歪曲。

    太平军在攻克武昌后,特别是由武昌进军江西安徽之后,的确开始出现了反孔,捣毁孔庙,焚毁儒家经典等情况,但是不能以此就认为曾国藩对其在湖南的行为的诬蔑是正确的,因为正是这样的歪曲,会造成太平军从根本上就反文化传统的错觉。而事实上,在到达武昌前太平天国固然没有什么反孔行为,在太平军定都金陵仅两个月后,杨秀清又借“天父下凡”说孔子“功可补过”准其在“高天享福”的“好人”说古书中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之出“从此后太平军对儒家的态度已大为缓和,而且也允许儒家著作“六经”“四书”在经过删改后刊刻。

    综上所述,太平军对儒家和孔子表现出特别激烈的态度的时间不过三四个月,这显然有其忑特殊背景,因为江南许多卫道士视其为“匪”斥其不尊礼教,说白了,这些的确封建思想及势力特别顽强,在这些地区的反孔只是斗争的临时需要。当然,太平军也许可以采取更恰当的方式,以免把很多读书人推到自己对立面去,其对知识份子的争取方面也有许多政策不够妥当和值得商榷,但是不能因为一些政策上的失当就认为他们是存心地彻底地想破坏传统文化,何况儒家传统中本来就有不少是应该剔除的封建糟泊,要不然为什么封建王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以尊儒之名行思想奴化之实,看八股文就知道了。

    曾国藩指责太平天国使人“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实这恰恰是他所一力维护的大清王朝干的好事!

    正是被成为“盛世之主”的乾隆,借“修书”之名而行毁书之实,禁毁他认为有“违碍”的以及“不合教化”的书。借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名义而号召“献书”把隐散于民间的丰富藏书征集至朝廷,在八年间,据兵部奏报毁书共24次,538种,13862部之多(政治学研究第二期)。据海宁陈乃乾**总录中的统计,其毁书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24种。郭伯荣依据**总录、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认为“四库”开馆10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册数之众,那就更无法估计了,这个数字如果可信的话,则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续修)

    我只举了乾隆篡改四库全书的一个例子,至于*,施行八股,以及其他为在四库之列而被篡改毁灭的汉族文化典籍,尚不在其列。

    事实胜于雄辩,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那点“破坏”毁禁古书的范围及延续时间,与清朝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八、“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

    作者对历史的“断章取义”实在是延续全篇,无休无止。“财产收公”的制度和“男馆女馆”的制度只在天京定都后施行了一年多,就伴随着“照旧完粮纳税”制度的颁行和“男婚女嫁”禁令的解除而解体了,作者居然完全忽略太平天国在长达十年时间中施行的政策,把仅仅施行了一年多而很快就被取消的政策作为太平天国的基本国策,其采选史料的任意和不负责任实在令人怀疑本文是否具有历史研究起码的严谨性。

    “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

    在一个场有反封建性质的斗争中,当封建制度没有被打倒时,采用强制性措施打破封建传统习俗不仅是有效的,也是必须的。一切带有“改革”性质的政策都会招来怨言,甚至巨大阻力,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改革”本身的是非对错。

    尤其是任何一种新的信仰要推行之时。与建国后马列主义者为了扫除封建迷信,破除旧传统的种种作为相比,太平天国天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至于禁止过阴历年,这是因为传统的阴历年是与满清王朝相联系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禁止百姓继续使用前朝年号。何况太平天国历法的制定参考了西历,大月31天,小月30天,每年366天,方便百姓推算,是与国际接轨的措施。(后经干王修正了其中不科学的部份),更重要的是,天历废除以往阴历中的凶日吉日等迷信,在思想方面显然是进步的。)

    九、“杀戮之事所在多有,因此杀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对于这位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者走狗的话,作者居然还在引用看来作者对于这位罗孝全先生因为制造了一系列被证实是怀有政治目的的诬蔑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谣言而在本国基督教徒中声名狼藉的事是一无所知了。这位可怜的罗丞相最著名的事迹便士因为无法举出证明太平天国“杀戮之事所在多有”的事实,最后只得声称太平军处死了他的一位无辜男仆,还言之凿凿的说自己就是因此才逃离太平天国的。然而——那位“被杀死”的男仆居然活着被人看见了,此事立刻在英国及香港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一些英文报纸被予以曝露,从而使罗先生从此终于不需要再以洪天王旧友的身份而出名了。

    这位罗先生另一件自打自招自己存心诬蔑太平天国的证据就是,他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列举几位英国传教士在苏州的经历为证,然而那几位传教士早已公开发表的通讯却无情地驳斥了他的谎言。

    如果太平天国真有足够的缺点令罗先生支持他的观点,他为何不举事实,而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造谣诬蔑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声称那是事实呢?对于这样一个早被证明是恶名昭著的骗子的人,作者居然还认为他的“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并引以为证?

    至于针对这位罗先生的话,早已经被他当代的英国政治家中那些对太平天国接触或了解比较多的人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本人在太平天国的真相中摘录了大量此类文章,例如。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下议院议员塞克斯在中国太平叛乱的起源进展和现状一书中指出:

    “布鲁斯先生和他的两位领事说,太平军没有,也无此能力来组织一个政府或建立任何制度,不论是军事的,民政的,还是财政方面的。杨笃信教师写道:“在南京有同北京的六部相当的六个部。在各城市,他们不仅有军事长官,而且也同样设有民政官员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目前城市驻军较多,因此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而民政府的活动范围也就比和平时期要小一些。一但战争停止,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当前,士绅们和老百姓可以通过上层人士向民政长官伸冤诉苦。老百姓自己说,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此外,整个起义地区都实行了一种正规的税制,这种制度比原来的多少要温和些。(杨教师在叛区旅行了1个月,并月1861年发表了他的见闻录,他写道:“他们有一个正规的政府体制,其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都得到保护,老百姓也愿意为他们开市。”)

    密迪乐领事在1861年2月19日致罗塞尔伯爵的信里写道:“对于那些认为太平军没有一个正规政府,也没有资格被视为一个政权的说法,我绝对不能同意。”

    巴夏礼爵士写道:“叛党在浙江省通过从人民中选出行政长官的办法,在他们占领的城市里努力建立某种类似市民政府的机构”他们“在宁波公开呼吁人民在这方面给予协助。”(1862年蓝皮书95页)

    1862年1月20日,慰勒斯船长报告说“在征讨吴淞时,我曾距离太平军散兵线不仅30-40码,对所看到的他们的装备和组织状况感到十分惊讶。”

    在商务方面,他们制定了一中全国性的关税税则,我手里有一个副本(太平天国十一年税务局颁行税率)

    费煦卜船长在中国印象记第193页写道:“早在1852年,太平军就不仅拥有了六王,还有十二侯,24丞相,每个大营都有一位丞相,建立了一种教会式的组织。在第20页讲到军事组织时说:“太平王朝所公布的军队条规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这支军队的高度组织性,也因为这些简明的条规规定了军队应怎样对待周围的人民。”他还写道:“起义士兵的一切必须品都有公共基金提供,因此他们的纪律显然是非常严格的。”

    对于上面这些材料的权威性,我想夏福礼领事并不是不了解。然而他竟敢断言“对于太平军的统治来说,政府机构这个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迹象或线索表明有任何近乎秩序或行动准则的东西。”

    下文摘自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密迪乐的公函:

    “我完全否认太平天国没有正式的政府,以及无权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论调。

    十年以前,几乎就在他们武装起义的时候,他们就巳摆脱了地方的叛乱xing质,并宣布了他们是大清皇朝的不共效天的敌人。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为止,他们并没有使我们对于他们的宗旨有所怀疑。他们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成为亚洲头一个国家的首领和世界上最大民族的统治者。不但他们自己所发布的布告经常这样宣称就是他们的敌人的公文也曾经这样承认。

    至于他们实现这种目的的方式(不论它是否适宜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本信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反驳所有那些反对太平天国的外国人的论点。

    大体说来,这些反对论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把西欧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方式硬套在中国及中国人民的身上,而完全不顾中国的文化、政体和西欧有巨大的差异,因而是根本不适当的.第二类是完全不顾西欧本身也有着相中国类似的情况,以及两者的明显相同之处,这倘非出于极端的愚昧就是出于心存偏见。

    几乎所有反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训练、战略、战术以及民政军事的行政体制的人,均属于第一类。

    反对太平军不固守占领的地区而时克时弃的入均届第二类。西欧的历史可以作为明显的回答.英国在大叛乱时期,许多重要城市和坚固据点难道不也是时弃时克吗?难道这可以证明那些领导反叛的英国贵族和英国绅士不配建立一个政府么?难道这可以证明克伦威尔既非将军亦非行政官么?十年之前,意大利人离开了米兰,让这个城市由被他们一度驱逐出去的从前压迫者重新占领。兵器还让各外因皇朝恢复了他们的小王国。难道这可以证明自在驱逐所有这些外国人的意大利党不能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么?

    有一种反对太平军的滥调,说太平军破坏他们所占城市的郊区。可是,当太平军于数月前进至上海的时候,这种滥调就万口息啄了。因为防守上海县城的英法联军大肆焚毁郊区,甚至连县城与江边之间的人烟稠密的商业要地也都未能幸免。

    又有一种滥调说,太平军不但残暴地滥杀满入,并且还残暴地滥杀自己的汉族同胞,于是以此作为太平军只是一帮盗匪的证明。可是在法国革命时期,站在敌对党派的法国人不是也互招屠杀么?这里暂举恐怖时代和“溺死乏刑”为例,勋爵阁下还可以回忆一下其他同类例子.难道可以用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当时的革命党仅仅是一帮盗匪而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么”

    本文转自镝非同志的原创作品,转此文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对于太平天国有一个新的认识,不要老是邪教邪教的乱叫,历史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的。引用此文并不表示我完全赞同铎非同志的所有观点,也希望读者能用自己独立的眼光来理解历史,在此感谢镝非同志百忙之中写的这篇非常有深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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