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不能放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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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相聚每每在推盃换盏的高潮之际总愿在一起或打棒、或划拳，输者或喝酒、或表演个小节目，而这节目最多的是为大家高歌一曲。不论唱得好赖不分民族美声，只是为了活跃酒桌上的热闹气纷而己。所以朋友们来我家相聚虽然酒菜平平，我这个东道主却常能让大家欢歌笑语尽兴而归。这是朋友们愿到我家来闹哄的主要原因。再加上我家男女老少不论嗓子好坏都愿唱两句，因此只要是我家来人了，劝酒夹菜男歌女吟好不热闹常，让住平房时的前后邻居们也跟着神采飞扬地停步窗前大饱耳福或跟着酒桌的气纷喜上眉梢。住楼以后，买上一套音响，让醉仙们各显风华恣意展示自已的激情和平时压抑的心绪。歌声是激情的迸发，歌声是愿望的升华，歌声是对真善美的陶醉 ，歌声是怀恋远逝的年华。！因此，我们常把歌声比喻成生活中的朶朶浪花，它让我们平凡的生活有了鲜活的色彩，它让我们漫长的人生路程充满了憧憬希望和牵挂。自由放歌本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我们的国家却曾经经历过一个不能自由放歌的年代。对了，就是那“四人帮”橫行、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极左时期。

    那时，除了样板戏和歌頌领袖的歌曲之外通通都在禁唱之列，不仅爱情歌曲不能唱，就是那些曾脍炙人口的经典民歌和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歌曲如“回延安”“延安颂”也统统都在禁唱之列。苏联歌曲叫做修正主义、中国歌曲不是情调不高就是作者有问题，京剧叫封建主义（样板戏除外），其它的外国歌曲叫崇洋媚外，反正就是不许你隋便唱歌。极左思维总能用革命的口号来解释他们的恣意妄为。

    记得那时我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学生，一次我们去参加支农生产劳动，晚上九点多才收工。我们又累又饿橫七竖八地坐在返校的解放牌汽车大箱中，望着满天繁星和一轮皎洁的明月，我信口唱起了“小白船”“蓝蓝地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那游玩”大家自然地和我一起轻轻地哼起了这首诗一般抒情、画一般美妙的抒情歌曲。正当我们陶醉在月华下的歌声之际“这歌不许唱了！”一个戴眼镜的胖胖的女同学一声喊，立即像老鹰飞入喧闹的森林一般百鸟压音，接着便是死一般地沉静。没有人敢问誰定的？为什么？也没有人敢问你是从那里听说的？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大家知道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那是一个越左越革命的年代，宁左勿右是人们伪装和保护自己的最好选择，但我知道那沉默中充满了不满和愤怒。所以当德高望重的老帅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悲喜交加，自发地敲锣打鼓上街欢呼庆祝祖国和人民的第二次解放。北京的人们争相购买仨公一母的四只螃蟹下酒便是人们对四人帮切齿痛恨的最开心的发泄。

    当然，左的观念并不是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就会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自动清除的，必经人们的思想被禁箍了那么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国经典文艺作品的放了又收、收了又放，便是左的观念和惯性思维在人们心中继续作怪的直接反映。曾经有一个时期对邓丽君的歌曲，程琳的歌曲就反复的争论过，什么好歌坏歌、有害无害、姓资姓社，争论了个天昏地暗也没争出个什么名堂来，最后还是小平同志的“不搞争论”让那些靠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吃饭的人彻底失业了。它标志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第三国际遗毒在我党的彻底终结；亦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无限上纲，彻底打倒，宁左勿右”的极左思维在我党的彻底终结；那些屈死在极左路线下的英烈冤魂上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下到无数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们终于可以冥目了；中国人终于迎来了敢于放声高歌言论自由的新时代。我们从不能放歌的年代里走过来，有许多人的名字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忘记的，遇罗克等“四、五”运动的精英们以及党的好女儿张自新等人他们为捍卫真理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给我印像最深刻的是张自新那张拿着小提琴的黑白照片，她那脸庞上俊美的微笑与她的心灵一样纯洁而真诚。他们那种坚持信仰，不向邪恶低头的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永远是我们活着的人的榜样。正因为有了这些敢于为真理不计个人得失、不计身家性命的人，中国才有了繁花似锦的春天，人们才有了万众一心奔小康的光明前程。他们的名字应当永远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史册，有了他们的奋斗和牺牲、才唤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埋葬极左路线的决心和勇气，让那不能放歌的年代永远成为历史。

    青山遮不住、必竟东流去，我们从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终于走出来了。今天的人们是幸福的、幸运的。虽然今天还不完美，但今天正在完美着。社会发展必竟是由不完美走向完美的过程，因此今天仍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因为它是人们昨天思索和苦斗的结晶，而今天的思索和奋斗又决定着我们的明天。

    2004129